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快到六月份了，天也渐渐热了起来，就像我和陈婷的感情，逐渐升温，我们俩算是正式同居了。
平时白天我和乐乐在陈婷家吃饭，晚上我和她一起睡，乐乐比较有眼色，自己睡我家。在他眼里，陈婷就和他妈妈一样，而陈婷也对他视如己出，特别疼爱。
自从黄雅莉生了以后，又给乐乐添了一个小妹妹，乐乐就不大愿意回山阳了，他常常说，妈妈和王叔叔有了自己的女儿，估计在他身上倾注的爱也不会太多了，还是跟着我和陈婷舒服自在。
这天，我正在办公室看案卷，突然接到了陈婷的电话。
“晚上回来吃饭吗？”她直接问我。
“回啊？”我说，“怎么了？”
“你要是没啥事儿，早点儿回来。”她顿了顿，继续说。“乐乐今天回来有点不高兴，似乎有心事，我问他，他也没说什么，你回来跟他聊聊。”
我心里一紧：“怎么了？在学校又被人欺负了？”
“不是。”她说，“他提了几嘴，好像是他同学家出了事儿。他也闷闷不乐的，我也没细问，你回来问他吧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快五点半了。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，收拾东西下班。
回到家时，陈婷正在厨房里忙活。乐乐则坐在沙发上，抱着手机也没玩游戏，而是盯着屏幕发呆。
我换了鞋，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。
“儿子，怎么了？”
他看我一眼，低下了头，不说话。
“你陈阿姨说你闷闷不乐的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：“爸，我的好朋友周小军你还记得吗？”
我回忆了一下：“周小军？你那个同学？总跟你一起打球那个？”
“嗯。”他点点头，“我发现他这几天很不对劲，上课总走神，还爱发呆，下课也不跟人玩儿，总是一副有心事的样子。今天体育课，我就找他好好聊了聊。”我没插嘴，等着他往下说。
“他说他爸出事了。”乐乐抬起头，看着我继续说，“他爸爸是个外卖员，送外卖的时候被车撞了，腿断了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。肇事的车主也跑了，外卖平台也不管，说不是工伤。他家也没钱了，他妈天天哭。周小军也发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！”
“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都哭了。”乐乐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，就……就是觉得挺难受的。”
我看着他的落寞的神情，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，滋啦滋啦的。陈婷还在忙活，也没出来。
我伸手一把搂住乐乐的肩膀。
“儿子，你能为同学家遭遇的不幸而感到难过和忧虑，说明你是个善良的孩子。”我说，“你一个人的确弱小，帮不了什么忙，不过你不是还有爸爸和陈婷阿姨吗？需要爸爸帮忙，你尽管说。”
他闻言眼睛一亮，惊喜道，“爸，他家的情况能帮吗？他家没钱了，他爸还在医院躺着。”
“你让爸爸想想办法。”我说。
他点点头，靠在我身上，没再说话。
吃饭的时候，陈婷问起这事。我把乐乐说的说了一遍。她听完，放下了筷子。
“周小军那孩子我见过，挺老实的。”她说，“他爸我好像也见过一次，的确是送外卖的，人挺很憨厚的，也很勤快。”
乐乐在旁边插嘴道：“周小军说他爸以前在工地干活，后来工地没了，才去送的外卖。干了一年多，家里刚攒了点钱，就出事了。”
陈婷看向我：“你能不能帮忙问问？”
我想了想：“这事儿不归我们监察局管，但我可以找人问问情况。”
“那你就问问情况呗。”陈婷说，“人家一家子也怪可怜的。”
我点了点头，“明天我找人问问情况。”
晚上躺在床上，陈婷靠在我怀里，忽然问我：“张宇，你说咱们要是摊上这种事儿，怎么办？”她顿了顿继续说：
“咱们好歹都是公职人员，工作稳定，有积蓄，也有人脉。但是周小军他们家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出了事，就只能死扛。”
“是啊！这种家庭可有不少呢！”我叹了口气道。
陈婷点了点头继续说：“我以前都没想过这些。今天听乐乐说完周小军家的遭遇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”
我搂紧她，在她额头亲了一口：“放心吧！我明天就去问问，能帮忙咱就帮，谁让小军是乐乐最好的朋友呢？就是冲着乐乐，咱们该伸把手也得伸。”
第二天上午，我一上班就给人社局的老李打了个电话。
老李叫李建国，是劳动监察大队的队长，以前在市政府开会时候打过几次交道，人挺实在的。
“李队长，我是张宇，监察局的。”
“张局？”他有点意外，“张局您有什么指示？”
“谈不上指示，我有点私事儿想请教你。”我说，“方便见个面吗？”
“行啊，张局，我过去找您？”
“不不，还是我过去吧，不耽误你工作。”
半个小时后，我到了人社局。老李就在办公室等着我，还泡了壶茶。
“张局，究竟什么事啊？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？”
我把周小军爸爸的事儿说了一遍。他听完，脸上的表情就变了，叹了口气。
“张局，这种案子，我见得太多了。”
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缓缓说道：“外卖平台现在都学精了，跟骑手签的不是劳动合同，是合作协议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是我员工，你是合作伙伴，你自己接单，自己承担风险。出了事，他们就说这不是工伤，是交通事故，你自己找肇事者去。”
“这不合理吧？”我说。
“是不合理。”他点点头，“但法律上，人家有说法。合作协议确实是这么写的，你签了字，就代表你认可。所以很多骑手出了事儿，告到法院都赢不了。”
我沉默了一下。
“那像老周这种情况，有什么办法吗？”
老李想了想：“办法有两个。一个是走法律途径，告平台，主张这是事实劳动关系。但这种事儿，周期长，成本高，普通家庭耗不起。”
